□ 胡波
人们突发疾病或是受到意外伤害时，都需要在第一时间呼叫120，可如果不巧所在区域不在急救范围内，那就不得不找社会车辆帮忙。不久前，湛江有人为了把弥留之际的老人送回家，3公里的路程被强收了1800元。如此乘人之危的宰客行为，再次把非急救医疗转运行为推上了风口浪尖。
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是医疗急救的必要补充，院际患者转诊、骨科伤残患者出院、重症患者放弃治疗回家及常年卧床残障人士的出院、入院转运等都需要寻求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。随着需求增多，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。医院因资源有限，通常在120急救车以外无力提供此服务，那么这一服务则必然走向社会化。湛江的事件折射出的，正是当前医疗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，临终关怀、康复转院等刚性需求无法获得正规渠道满足和规范化管理，市场行为便有了野蛮生长的土壤。
当前非急救转运尚未明确界定为医疗服务，导致大量机构通过“去医疗化”规避监管。经营者注册为运输公司却承接了危重患者转运，途中突发状况时缺乏急救能力，甚至直接威胁患者生命安全。更有部分民营医院为非法车辆提供“挂靠”伪合法外衣，形成灰色利益链。
要解决非急救医疗转运的社会难题，首先，要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，全国性《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管理办法》亟须出台，从源头杜绝“去医疗化”乱象。其次，有关方面应构建多元化供给体系，通过公开招标引入社会资本，建立分级收费制度和医保报销试点。还可以搭建全国统一调度平台，实时监控车辆定位、服务记录与收费明细，并查处服务过程中的各种违规行为。
当非急救病人的转运过程成为商家眼中的“暴利机会”，这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的亵渎炒股融资工具，更是对社会文明底线的挑战。规范非急救转运市场，既需要刚性制度划清红线，也需柔性政策疏通供给。唯有将“生命至上”原则贯穿于立法、监管与服务全链条，才能让每个需要转运的患者，不再经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困扰。